你若安好 那还了得

2018-03-23 21:39

  许多人把童年的记忆称作——灵魂的细软。而我的细软里,总有一些“粗硬”的东西枝枝楞楞的——拔又拔不掉,捡又捡不出,抚又抚不平。有时在睡梦中被它硌醒;有时在欢愉中被它刺痛;我也时常埋怨自己的小心眼儿,该放下的总放不下。后来看到许多名作家对待这些小事态度也都如此。

  女作家李娟有篇小文叫做《针尖大的事情》,讲的是她当年打工时遭遇到的一些很小、但很恶心的事。这些事很小,像针尖一样大小。李娟说:正因为它们像针尖儿,所以扎起来格外疼。

  我的这些“针尖儿”都是些什么呢?待我慢慢讲来吧。

  ——杨建英

  

  上小学一年级时,同学“老疙瘩”大姐结婚,一家伙他成了“暴发户”——拥有了半书包糖果。

  他很大方,同学中玩得好的,人人有份;我和他关系一般,却意外地分到五块牛奶糖。

  后来,不知道因为什么,我和他闹掰了,他就让我归还他那五块糖。每天上学说、放学要、课间逼、路上截,弄得我没处躲没处藏,狼狈不堪!被逼无奈,我只好启动了还债的计划。

  那时,一块水果糖一分钱,牛奶糖怕是得两分钱,五块就得一毛钱。天啊,我上哪儿弄这笔“巨款”?

  当时,一个小孩子的筹款途径无外乎三种:跟家长要,偷鸡蛋卖钱,卖破烂儿换钱。第一种就别想了,第二种更难。那时,我们家的GDP就是“鸡的屁股”(在这一点上,我妈比达康书记还严厉)。因此,家里那几只育龄老母鸡,被我妈看得严严实实。所以,在鸡蛋管理上怕是要比今天的朝鲜管理原子弹严格多了。

  对内挖潜无果,只好对外开源了。于是,我来到我们村的知青点。

  知青点由两排低矮的土房子组成,院子里时常挂着破破烂烂的衣衫,远看就像个难民点。但是这里往往有惊喜,破鞋烂脸盆,旧书旧饭盒——如果能走大运捡到一只铝饭盒那就发了,铝要比铁值钱多了。当时,全村只有知青们用铝饭盒吃饭。

  可是,我转了一圈一无所获,知青们比我想像的穷得多。

  此时,正值盛夏的中午,知了声叫得人心烦无比。我坐在知青宿舍后面的阴凉地垂头丧气。这时,一阵浓重的鼾声传来。一回头,才发现鼾声是从背后知青宿舍大开的后窗里飘出的。

  我站起身往里探望。宿舍里架满了床,都挂着蚊帐,看不到人。而里边的窗台上一大排刷牙缸子出现在我的眼前,天啊!惊喜出现了。

  每只缸子里都有一管大号铅皮中华牙膏。牙膏皮很值钱呀,每只合人民币四分钱——我发财了!

  最终,我把那五六管牙膏都挤到一个缸子里,满满的颤巍巍的,又被我放回到窗台上。

  这笔盗窃来的不义之财,不仅使我还清了债,还买了一块心仪已久散发着水果香味的橡皮、一本图画本、一盒蜡笔和一根小豆冰棍。但我的心一直高兴不起来,这毕竟是我平生第一次做贼,是“老疙瘩”逼的。

  可是,我不恨“老疙瘩”,我恨那个贫穷的童年!

  

  上中学那会儿,班里有个“好孩子”。所谓好孩子,就是学习好;所谓学习好,就是数学学得好,而并非德智体全面发展。(“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”是这个好孩子的口头禅,我也真领教过她所谓的“不怕”)。像我这种数学常不及格,作文时常满分的学生从未算作好学生。这种情况,别说三十年前了,就是三十年后的今天,仍然一个德行,毫无改观。因为我的儿子正在走我的老路。

  好了,咱今天不说这个。

  话说那年夏天的一个下午,我做完值日放学回家。此时,整个校园静静的没什么人了。走到校门口,突感口干舌燥,就来到大门口卖冰棍的老太太那里。走近前才发现,那个好孩子也在。

  她先要了一根冰糕,之后说:“冰糕一毛一根,冰棍五分一根,我用冰糕换两根冰棍行吗?”

  老太太说完“行啊”,就给她调换了。

  好孩子接过冰棍就走,老太太一把拉住她说:“你还没给钱呢!”

  好孩子一脸疑惑地问:“什么钱?”

  “冰棍钱呐!”

  “这是用冰糕换的呀!”

  “可冰糕你没给钱呀!”

  “冰糕我根本就没吃呀!”

  老太太和我都懵了!

  好孩子一手一根冰棍,甩哒甩哒走了。

  

  刚参加工作时,我看什么都新鲜。这就算是走上社会了吧,进入到更大的林子,能见到更多的鸟,兴奋无比。

  那时,我们都吃大食堂。大食堂吃饭,就是一个窗口打饭,之后坐在食堂大厅里的散台上。这些看似随意的行为,其实也有很多章法可寻——有人习惯坐某个位置,一旦被人占了就很不自在;有人习惯和某些人一起吃,一旦那些人没来就索然无味。这都是人之常情,无可厚非。

  我经常和几个刚分来的大学生一起吃饭。近朱者赤,受益匪浅。比如,在公司政工科工作的那个,永远衣冠楚楚——“头可断,头发一丝不能乱;血可流,皮鞋不能不擦油”,出口成章,头头是道。吃饭从不浪费,吃多少打多少。吃米饭,必一粒不剩,掉到桌上的也要一粒粒捡拾干净。常常是在众人的侧目中,道一声“粒粒皆辛苦,家训,家训,习惯了!”

  可半年后的一天,晚饭时,他可能加班,来的有点晚。食堂那天吃拌面,异常难吃——面拉得像门栓、菜炒得像水煮(一二百人吃面,质量难保)。我因心里老是叨念“粒粒皆辛苦”,不敢浪费,奋力进食。这位仁兄也打了面,可只挑了一筷子,就立即端起倒进旁边的泔水桶里。我大吃一惊,惶然发问:“粒粒皆辛苦呀!”

  他嘴一撇说道:“傻啊,这又不是米饭,哪来的粒粒?”

  

  工作两年之后,我被调到机关政工科工作。对,就是和那位“粒粒辛苦,面面俱‘倒’”的主儿一个科室。这次引起我注意的不是他,而是我们科室同事,有着“厂花”之称的芳芳。其实也不是芳芳,而是隔壁财务科的一位正在追求芳芳的“小分头儿”。

  芳芳很烦这个“小分头儿”,说他小里小气,不像个男人。我还时常劝芳芳,眼光别太高,人家毕竟是研究生毕业。那年头这种人和外星人差不多。仙女配外星人,般配!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堵了我的嘴。

  那年正流行“随身听”,芳芳托人在首府买来一个。货刚送到,正赶上“小分头儿”也在,就张口借听,芳芳无奈只好应允。谁知一借半个月毫无归还之意。无奈,芳芳敲他宿舍门当面索回。不想当天晚上,他又去敲芳芳宿舍的门说:“哦,我忘了,随身听里刚换上了四节新电池,还我吧!”

  

  我工作的第十个年头,换单位了。对于新岗位、新征程,我没有一丁点的拼搏与冲动,倒是满怀或许能遇上“新奇葩”的阴暗期许。

  新单位,人少、事少、纠纷少,同事关系也很单纯,没有我所期许的猥琐之人。正当我为自己的“卑劣”思想无地自容之时,“那人”出现了。

  当年春节,三十晚上,我陪局领导慰问单位奋战在一线的一名职工。寒暄、握手、照相、送上慰问品,办公室主任说:“领导体会到你的辛苦,时值佳节不能与家人团聚,特地购买了香烟、水果、饮料、糕点等二百多元的慰问品,慰劳你。”

  此时,《难忘今宵》的乐曲回荡在大厅,好一派温馨。

  结果,第二天上午,单位会计给我打电话说,值班师傅给她打电话,说他到超市查了,昨天的礼品根本就不到200元,也就一百五六,看看能不能把差额补给他……

  我去!

  我对上述事实供认不讳,全是我亲身经历。其实还有很多,不想说了,恶心!

  实话说,对于这些事我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好。后来,看到鲁迅有一段话颇受启发,不长,实录于此——

  “记得欧洲人临死时,往往有一种仪式,是请别人宽恕,自己也宽恕了别人。我的怨敌可谓多矣,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,怎么回答呢?我想了一想,决定的是:让他们怨恨去,我一个也都不宽恕。”

  对呀,对这些恶心了我大半生的人,我也想说一句:“不宽恕你们。”可又一想,鲁迅这是假想弥留之际对人生的交代。所谓,人之将死其言也善。说再狠的话别人都能理解。而我目前正活在兴头上,尚没有辞世的打算。再说,我哪能与鲁迅这座文学泰山比呀!

  但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

  鲁迅那会儿的中国是学欧洲,我们现在是学港台。时常见有些人动不动就假兮兮地说:“我只要你开心,愿大家都开心,幸福。”也有风雅之人常把林徽因先生那句“你若安好便是晴天”挂在嘴边。因此,对于那些王八蛋,我也想仿冒一句:“你若安好,那还了得!”